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数据传输管理

随着经济活动的持续数字化转型，企业日益频繁地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业务，并在多个司法辖区之间管理个人数据流动。

本文特别聚焦于欧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数据传输问题，探讨两套分别受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（GDPR）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（PIPL）所规制的法律体系。尽管这两套体系均以保护个人数据为共同目标，但在制度设计、实施手段及监管执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

因此，深入理解这两个框架之间的衔接机制，对于在欧盟与中国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组织而言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原则趋同，体系有别

乍看之下，GDPR 与 PIPL 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例如，GDPR 和 PIPL这两部法律均具有域外适用效力，当数据处理涉及欧盟或中国境内个人数据时，即使相关活动发生在各自领土之外，法律仍然可能适用。

然而，两者的路径有所不同：GDPR 强调数据处理者的责任机制及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督与问责；而 PIPL 则更侧重数据治理和数据主权，与中国整体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监管体系相一致。

跨境数据传输

根据 GDPR的规定，将个人数据传输至欧盟境外必须符合该条例第五章规定的条件，包括：

• 欧盟委员会通过正式的“充分性决定”，确认接收国提供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与欧盟基本等同；

• 采取适当保障措施，例如标准合同条款（SCCs）、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（BCRs）；

• 例外情形下，可适用特定豁免，例如获得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。

由于欧盟与中国之间目前尚未达成“充分性决定”，双方之间的数据传输通常依赖于标准合同条款（SCCs），并且需事先进行数据传输影响评估（TIA），以评估目的地法律（尤其是涉及政府获取数据权限的法律）是否可能对数据保护水平产生影响。

类似的情形曾在欧盟与美国的数据传输问题中引发重大争议。欧盟法院在著名的Schrems I和Schrems II判决中，因对美国公共当局访问个人数据的监管透明性存在担忧，否决了先前的欧盟——美国数据传输框架。

在此情况下，尽管欧盟与美国之间现已建立新的欧盟-美国数据隐私框架，但关于美国实际数据保护水平的争论仍未平息，这印证了跨境数据传输机制固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。

相较之下，PIPL 对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的组织提出了分层次要求。根据企业规模、数据类型及处理量，可能需要：

• 接受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（CAC）的安全评估；

• 根据CAC制定的标准，签订合同并向CAC备案；或

• 通过专业机构的认证。

然而，在特定情况下，存在可以适用豁免或简化流程的例外。例如，为人力资源管理或内部行政目的进行的某些集团内部的数据共享，在满足必要性和安全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能不受数据传输规定的限制。

此外，对于特定类别的运营者——例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（CII）或处理大规模个人信息的运营者——数据本地化仍是强制性要求。这意味着除非存在特殊情况，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必须存储在中国境内。

对跨国企业的实践影响

对于在欧盟和中国市场均有业务布局的跨国集团而言，协调 GDPR 与 PIPL 的合规要求颇具挑战性。

企业不仅需要协调隐私组织架构、内部流程及隐私声明等相关事项，同时还需处理跨司法管辖区的合同链条，并应对潜在的政府数据访问风险。

此外，企业还必须评估数据泄露风险，包括跨境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泄露，确保采取充分的技术手段和措施，以降低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。

这通常导致企业必须构建并行且相互协调的双重合规体系，在每个司法管辖区域均需拥有独立的文件体系和相应的义务要求。

尽管存在差异，但GDPR与PIPL在透明度、问责制和安全性方面正展现出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。

因此，对于跨国企业而言，在其中一个法域框建立的合规能力，将极大促进其在另一法域下的合规协调一致。隐私保护设计、处理合法性原则和数据治理原则正日益成为普遍准则。

即便在错综复杂的监管框架内，采取积极主动且一体化的数据合规策略，依然能为跨国企业带来显著的实质性优势。借助深谙两地司法管辖的专业人士的支持，将有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合规、安全且具备竞争力的运营。